身在城里心在城外

——读戴荣里先生的《城里城外》

文/非墨

戴荣里先生的散文集《城里城外》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已两年多了，获奖后由青岛出版社精装再版的签名书送给我，一直摆在我的办公桌上,没事时就抽出来翻翻，反复阅读。总思谋着想就这本书写点什么，却时常有点无处着笔的感觉，犯难。

戴荣里先生与我已是很多年的交情。对于他，我是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名。我第一次听说戴荣里这个人的名字，是十多年前在北京红居斜街单位单身公寓的时候，从中国中铁报社助勤帮忙的书法家陈金口里听到的，陈金当时问我是否认识戴荣里。我说不认识，我记得当时陈金表情不易察觉地犹疑了一下，似乎觉得我是应该认识戴荣里先生的。当时，戴荣里先生住在良乡，还不出名，时常给报社投稿。

戴荣里在中国中铁这家几近30万人的中央建筑企业中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。企业中的文学爱好者的境遇往往是相似的。有一次，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湖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罗鹿鸣，他问我：在企业里搞文学，领导和企业会如何看？我老实回答：“不务正业。”然后我们相视而笑。罗鹿鸣也兼职在企业里，并非职业作家。

戴荣里先生这本《城里城外》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钱钟书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，“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，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，笼内的鸟想飞出来；所以结而离，离而结，没有了局。” “被围困的城堡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”所以戴荣里演绎到他的书中说“围城是一种效应，突破者才有新生。城里的人想出去透气，城外的人挤进来求荣。”是想写城里人与城外人的一种不同心态。对钱钟书的评价，我总觉得有一定误解，把他的文学成就抬得过高，事实上我觉得钱钟书是一个学者，文学方面其实还不如杨绛。之所以把钱钟书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的文学性抬得那么高，我怀疑是因为没有多少人读或能够读懂他的学术著作，所以退而读《围城》。把《围城》捧得过高，其实是从另一外角度忽视钱钟书的学术成就。

戴荣里先生的《城里城外》分六辑：京城记忆、人在旅途、天马行空、游燕之忆、书卷春秋、文学江湖。描述其初到北京生活的所观、所思、所想。在我看来，戴荣里先生此书的重点在于“以我笔写我见，以我笔写我闻，以我笔写我忆，以我笔写我感，以我笔写我悟，以我笔写我思”，这是我从书中他的《定居与游走》这篇散文中能够读到的。书中交错着戴荣里先生老家山东人身份、定居城市的北京人身份、职场职员身份、学生身份、作家身份、文化人身份、学者身份等等。但总体给我的感觉，戴荣里先生是身在北京城内，心底里，或潜意识里对北京这座城市充满着困惑和惆怅。难以做到身份确认，面对林林总总，世事物流，不禁会问：“我是谁？”

我与戴荣里先生第一次见面不易记起，印象中好像是在北京西客站南广场广安门一家名叫“不老溪贵州菜”的小店里，我请了几个朋友吃贵州酸汤鱼，他应邀而来，还带了好几本他出版的书，签名后送给在座的几位。场面非常热闹。此后，我陆续收到他赠送的《尚堤园》、《作家论修养》、《最完美的抵达》、《欲望都市》、《视野》、《拾阶而上》、《文学写作散论》，以及这本《城里城外》，此外像《大地的语言》《秋辞》等书并没读过，总之他的著述颇丰，眼花缭乱，让人惊羡。

戴荣里先生私下里常称我“兄”。事实上他比我年长好几岁。开始时我并不清楚他的出生年月日，心里满是疑惑。网上百度搜索，说他是“1964年3月出生”，我应该称他为“兄”才是。但他解释说，北京城里称兄道弟，一则表示熟，二则表示尊敬。我不置可否地笑笑，因为实在不懂“江湖”，不像他有那么多的社会活动，有那么多的社会朋友。我想，见人称兄，只要人对头，大概就如鲁迅称许广平为“先生”，是一样的意味吧。

《城里城外》在《生日记忆》这篇文章里，戴荣里透露了确切的秘密，他说“我是1965年出生，阴历三月十九日，阳历四月二十……1981年我顶替父亲接班时，改大了一岁户口，生日变成了四月一日，前几年知道这个日子是愚人节；人本来就笨，还自己挑了这么个日子自我诅咒，只恨当初自己无知。”文章里讲的是实情，1981年他15岁上班，不合国家相关规定，只有改大一岁年龄。其后可能因避开西方愚人节这个日子，又把生日改用阴历的月份。

戴荣里先生对自己的人生历程毫不隐讳，反而充满自豪。我时常想，学校最大的功能应该是培训学生的学习能力，一个人若有与生俱来的学习能力，可以不断完美自我，甚至是可以不用上学的。戴荣里先生步入社会的起步并不高，但非常努力好学，学习能力非常强，他于1984年9月-1987年8月在山东电大济南分校工民建专业大专班学习，1998年8月-2000年12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班学习，2001年9月-2004年7月入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班学习，2007年3月-2009年6月在山东科技大学建筑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，2010年9月-2016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，一步一个台阶，取得了博士学位。这份学习简历曾让当年与他一起参加工作的朋友钦佩不已。在文学方面，他曾两次参加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学习。读博期间，陆续出版了几十本书，写了二十几篇学术论文，参与主持了北京市科协的多项科研活动。去年底又由中组部、团中央选派博士服务团到云南锻炼，挂职云南省中共瑞丽市委常委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，开始了他新的历程。

对于敢于折腾，对生活一直充满激情和热爱的人，我总是满怀敬畏和钦佩。戴荣里先生总是给人精力旺盛的感觉，文章来得快，经常今天说个什么事，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文章写了出来，动作“快”得吓人一跳。而且很勤奋，既要参加若干社会活动，又要上班，还不担搁写作。有时我很诧异，认为他藏有什么秘密。他说，他经常在地铁上干活，从上地铁到下地铁，他就能翻完一本书，或者用笔记本电脑敲上一篇千字文。

在《城里城外》书里《暗夜灯光》这篇文章里，戴荣里先生说“我习惯于安静，更倾向于朴素”。戴荣里先生的文风崇尚朴实，强调“本色”写作。所以，他利用业余时间，创办了“原生态文学院”，坚持不收费，在全国各地精招文学爱好者，通过电话、网络或微信授课。写作之法不好传授，但他的授课方式，让我想起沈从文，汪曾祺曾经介绍沈从文讲写作的方式，主要是让学员多写习作，老师对习作进行大量地修改、点评，并推荐发表。戴荣里先生“原生态文学院”大多也采取类似的方式，戴荣里的原生态文学院在京城办得风生水起，有很好的社会影响力。这样的班，他办了好几期。

戴荣里先生典型的国字脸，相貌堂堂，极具亲合力，又因见多识广，朋友多，似乎见什么人都不发怵。有一次，我随他见一个略懂相术的人，一见他，便对他大加吹捧，说相贵，“官像”，着实吓了我一跳。戴荣里先生的文章对官场人物多有臧否，但似乎骂得多，赞的少，有时甚至深恶痛疾，不掩性情。此公如此吹戴兄，让我俩饭后忍俊不禁。

北京其实是一座包容性极强的城市。戴荣里先生已在这座城市住了十多年了，有房有车，有工作有朋友有事业，但反复阅读《城里城外》，我总觉得他似乎总“不忘初心”，身在曹营心在汉，并没有完全融入到这座城市里。我原以为是特例，包括我自己，其实很多如我俩一样的“北漂”者，包括很多民国期间的“京派文人”，都有这样的心境。所以，有几次戴荣里先生探询我在北京的感受，我对戴荣里先生吟咏陶渊明的《归去来辞兮》的诗句“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。”，听后相视而笑，深以为然。

在北京即便有一个家，并干出一番大事业，对于外来者，其内心仍然难有归属感……信然！

2018年8月3日于北京复兴路69号